2024年一季度，某地农商行推出的“本地人专属贷”产品，以年化利率低至4.2%、审批周期压缩至48小时为卖点，在短短三个月内放款规模突破12亿元。然而，该行二季度财报显示，该产品不良率已攀升至2.3%，较全行平均不良率高出0.8个百分点。这一矛盾，恰是地方银行在信贷下沉中遭遇的典型困境：以“本地人”身份标签替代传统信用评估，是否可行？
1. 业务现状与数据验证
“本地人贷款”并非新鲜概念。早在2020年，多家城商行便尝试以户籍、房产、社保缴纳年限等本地化指标构建授信模型。至2024年，这类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已覆盖超过60%的居民信贷需求，但数据表现并不一致。
以某省联社辖内12家农商行为样本，截至2024年6月，其“本地人贷款”平均余额为28.7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5.3%，但逾期30天以上贷款占比从1.1%升至1.9%。进一步拆解发现，授信额度在10万元以下的客户，不良率仅0.8%；而额度超过30万元者，不良率高达4.2%。这意味着，银行在向本地人发放大额贷款时，并未有效识别其真实还款能力——即便有房产或本地户籍，一旦收入波动或民间借贷过度，违约风险仍会集中释放。
另一组数据来自人民银行征信系统：2023年，个人消费贷款中，本地户籍客户的不良率（1.7%）反而略高于非本地户籍（1.5%），打破了“本地人更安全”的直觉。这背后，是本地人往往拥有更多本地借贷渠道，杠杆叠加后，风险暴露反而更集中。
2. 战略演进与组织逻辑
地方银行为何热衷“本地人贷款”？根本原因在于获客成本与信息优势的错配。
传统模式下，银行依赖抵押物或第三方担保，审核周期长、成本高。而“本地人”标签，本质上是一种丛林法则式的简化：银行假设本地人流动性低、违约成本高（因涉及家庭、社交关系）、资产更易追踪。基于此，可以将审批流程从5个工作日压缩至1天，单笔获客成本降低约40%。
但这种逻辑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。当经济上行时，本地人收入稳定，违约率确实偏低；一旦区域经济下行（如2023年西南某市制造业萎缩），本地人失业率上升，银行发现其“本地关系”并未转化为还款意愿——反而因为熟人社会中的面子心理，客户更倾向于隐瞒风险。
更关键的是，银行内部考核机制推波助澜。基层网点为完成“普惠金融”指标，大量发放本地人贷款，却未建立动态跟踪系统。某支行长透露：“只要客户能提供身份证和近三个月水电费账单，我们就放款。”这种粗放式扩张，本质上是将风险后置。
3. 外部风险与行业宏观启示
“本地人贷款”的脆弱性，在宏观环境变化时尤为突出。
首先，人口流动改变风险结构。2023年，全国流动人口达3.76亿，虽低于2019年峰值，但仍有大量本地人因工作变动、子女教育等因素迁出原籍。银行在放款时以“本地人”身份为准，但贷后若客户迁出，追偿成本急剧上升。某地仲裁委数据显示，涉及本地人贷款的纠纷中，债务人已搬离原住址的比例超过30%。
其次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间接传导。一些地方银行将本地人贷款与地方基建项目绑定，例如“棚改贷”“乡村振兴贷”，资金流向实际上由地方政府引导。一旦地方财政吃紧、项目回款延迟，本地人作为最终借款人，违约风险便与区域信用捆绑。
行业启示在于：信贷下沉不能被“本地化”叙事绑架。银行需要回归风险定价本质——本地人身份只是辅助变量，而非核心风控手段。那些更依赖社保、公积金、纳税记录等多元数据构建模型的行，不良率反而更低（如某股份行通过税务数据授信，不良率仅0.6%）。
因此，所谓“本地人贷款”，既非普惠金融的解药，亦非洪水猛兽；它只是地方银行在夹缝中寻找增长的一种试探。其成败，取决于银行能否在“本地”标签与真实信用之间，架起更精细的桥梁。
原文链接：http://750.gov.cn.vlpsnm.top/news/RQ9QG7QB1Z9LBVQC.html
